隨便寫寫，就像流水帳，很多病句。

總 結：那個時代的絕筆，從此再無。他(她)們有一個共性，對於理想的執著與追求，這理想中飽含著民族大義與國家前途。他(她)們有著自己的生活情調與模 式。精緻到出門的一把權杖，領口的一朵胸針，優雅的談吐，無論如何的落魄與淒涼，他(她)們永遠會保持著自己在外的端莊與氣質。

這是那個時代的絕唱。

民國時代

外公在青島私立崇德男子中學校（今青島第十一中學）與青島市市立中學校（今青島第一中 學）度過了中學時代，而後由於青島淪陷，南下，入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園，入伍，隨後于41年底隨所屬南遷國立山東大學醫學院經武漢沿長江而上到達重慶， 當時的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為全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除了總統府，各國公館（大使館），各級中央政府機構外，還居住著從上海南京沿著長江遷徙而來的 商界，文化界人物包括紅極一時的白楊，蝴蝶，姚莉，周璇等等明星也時常出沒于各色霓虹燈下的夜總會，他們似乎將上海的一切都原封不動的搬了過來，除了每日 在山城需要爬坡上坎這件頗讓他們抱怨的事情。

然而，正是由於大量的人流和重工業（大後方的重慶製造了當時國軍80%的 彈藥）聚集，重慶也成為了日本空軍輪番轟炸的首要目標，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對重慶主要為試探性的轟炸。出動的架次較少，多數為陸軍航空隊。 1938年10月日軍攻陷武漢後，日軍大本營對華中方面軍下令開始向重慶實施「由空中入侵對敵軍戰略中樞加以攻擊同時進行空中殲滅戰」，這命令為日軍正式 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的宣告，目的是希望震撼作為戰時首都的重慶，打擊中國政府抗戰的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陸軍對重慶開始實施戰略轟炸。1939年5 月，改以海軍實行轟炸。日機從武漢起飛，連逐轟炸重慶市中心區，並且大量使用燃燒彈。重慶市中心大火兩日，商業街道被燒成廢虛，約20萬人無家可歸；羅漢 寺、長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時被炸的還有外國教會及英國、法國等各外國駐華使館，連掛有納粹黨旗的德國大使館也未能倖免。1940 年5月，日本大本營發動《101號作戰》，由陸、海軍同時對中國後方轟炸。陸軍主要以山西運城為基地，海軍主要基地為漢口。轟炸重慶的日機超過2,000 架次。8月19日的轟炸尤為慘烈，日本海軍投入超過140架轟炸機，重慶2000多戶民居被毀。到1940年為止，日軍對重慶投擲了4333噸炸彈。

外公當時仍在校園中學習，因此對此轟炸記憶猶新。整晚都是防空警報，整個 重慶上空被探照燈射的煞白。而地面則是火光沖天，滾滾長江與嘉陵江的波光上倒影著赤紅的烈焰。重慶霎時間由歌舞昇平燈紅酒綠的“新天地”變成了熾熱的人間 地獄。慘絕人寰的“大隧道慘案”一次性製造了幾千具屍體。

重 慶大轟炸使得重慶成為了中日戰爭中損失最為慘重的一座城市。這在巴金老先生的著作《寒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然而這座城市就如生活在這裡的人，有這堅毅 而頑強的意志，重慶在戰時的象徵意義甚至超過了其作為陪都的實際意義，正是這座在數千噸爆裂彈下屹立而不倒的城市成爲了全國抗日鬥爭乃至整個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的豐碑（重慶也是盟軍的遠東作戰司令部所在地，從這裡和成都起飛的美軍B-29轟炸機直撲日本本土），為前線戰士和淪陷區的人們帶來了無盡的勇氣和希 望。

外婆出生於一晚清沒落官僚地主家庭，為二姨太的大女兒（她還有一個妹妹），他的父親一共 有四房姨太。由於身兼地主，家裡的宅院很大，外婆回憶時反復提到那幾道大門和廂房前大院裡的兩顆高大的樹木，每次回家都要跨過許多道門。“我們家的綠化很 好，父親喜歡盆景，就在院子里放了很多各式各樣的盆景（難怪外婆在自己的陽臺上放了那麼多盆景，估計是受她父親的影響），我睡的床很大，是木頭做的，頂上 雕滿了各式各樣的花紋，好看的很，每次上床都要上幾層臺階。還有那些丫鬟，我們都叫她們”丫鬟“，就是附近農村的孩子，家裡的飯菜清潔都是她們做的，她們 有的父母也是我們家的佃戶，就是給父親交糧的。我記得有一位姐姐嫁人的時候，那嫁妝真是豐富，都是扁擔挑著送過來的，幾大箱子的綢緞還有陶瓷的碗筷，很熱 鬧”。

其後由於父親吸食鴉片，變賣了家當，去世以後幾個太太就開始分家，而外婆 在指腹為婚后竟然拿著錢跑掉了（逃婚），因為她受其大姨的影響很深。這位大姨畢業於燕京大學，認識很多外國人，在教會里工作，且終生未嫁，舉止很像一個男 人，因此外婆稱呼她為“爸爸”。可能是受到這位大姨的影響，外婆在所有姐妹里是最開放的一個，因此對於指腹為婚顯然是極度的抵觸，隨後便隨大姨和一位好友 一起去了重慶，從此直到50多年后才與自己的親妹妹再次重逢。在大姨的介紹下於美國衛理公會下屬的重慶私立寬仁醫院（重慶最大的私立醫院，今重慶醫科大學 附屬第二醫院）護理部學習，畢業后於民國政府中央醫院工作，在那裡認識了正在做醫院實習的外公。兩人的相遇也純屬一次偶然事件，外公于中央醫院實習之時便 邂逅了一旁做護理工作的外婆。外婆的記憶中，民國三十八年的重慶，國 民政府中央醫院大門外，外公拿著她最愛的臘梅花頂著初冬的細雪等候多時的情景似乎永久定格在那裡。

外婆的美不仅源自她端庄的气质，在我的心中，她周身散發著一股傳統東方的古典之美，外婆的天生麗質源於她大家閨秀的出身，舉手投足彰顯著不凡的家庭教養與優雅的個人修養，這種舊社會封建大家庭里所特有的傳統文雅氣質如今已很難被人們認知。而後在西方教會學校里的學習生活又為她培養了對新思想新文化的執著追求，例如外婆至今仍然隨時注意她的“三清”規則，即“走路輕，說話輕，關門輕”，這便是在教會學校養成的習慣。

而後他們的第一個女兒，也就是母親的姐姐，我的大姨出生於此，有趣的是，大姨的夫婿其實就是外公恩師楊成勛先生的長子，楊先生是當時寬仁醫院的外科主任，與外公既是師生關係又是朋友關係，因此兩家也就這樣好了起來。最終有了這門親事。

民國三十九年新婚-重慶

隨後他們於這座城市定居下來，直到55年舉家搬遷至成都作為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改建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附屬公立醫院（今四川省人民醫院）的最早一批醫護人員。

40年代，外公在寬仁醫學院時的恩師/朋友：外科主任楊成勛先生與夫人還有長子於重慶，這懷抱中的孩子就是我的姨父（兩家因此算是世交）。我這裡的很多照片都是取自姨父那裡，他喜歡攝影，所以保留了不少老照片，文革時期也藏的比較穩當。

懷抱中的孩子~姨父

那時候的大學生活不如今日多彩，教學甚為嚴格，著名的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亦是多聘 請外籍講師。由於國立山東醫學院與私立齊魯大學醫學院等諸多山東高校沿襲德日派教學，因此外公進入醫學院的頭一年均為德語入門。而後使用的教科書也多為德 文，可惜這學的知識到了後來幫助甚微，因二戰後德國與日本的衰落，使得世界醫學界的研究重點由傳統的德日派系逐漸向英美派系靠攏，因此英文反倒成了主流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的醫學論文大多為德語發表）。老人至今仍然記得一些簡單的德語詞彙，對於一位年過九十的古稀老人來說實屬不易。老人還記得當時 最為喜劇的一幕，即半夜去墳地里挖掘骨頭。因為當時的大量設備和標本在南遷的途中遺失或損壞，同學們只有靠自己的能力去找標本，因此大家便想到了去農民的 墳地里挖骨頭。這可是一項頗為講究的工作，一定要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迅速完成，否則被居住在此的農民發現了可是不得了的事情，重的可能被開除學籍。然 而當時的同學們那股熱情是很高昂的，爲了學習不惜血本。也許這也是為何民國時期畢業的大學生質量甚高的緣故吧，面對國難和來之不易的教育資源，大家一心只 爲了一個目標而奮鬥，那就是學以報國。

新的開始

共 和國成立不久，1950年爆發朝鮮戰爭，1952年至1954年外公加入抗美援朝總會衛生委員會國際醫防服務隊第十二隊奔赴朝鮮參加“中國人民自願軍 “的”抗美援朝“戰地醫術隊，服務于302部102連隊。而此時正值”上甘嶺“戰役爆發，外公清晰的記得炸彈就在手術室帳篷外爆炸的情景，這是一段血一般 的經歷，自願軍的屍體幾乎沒有完整的。戰爭結束后，外公終於如願的加入了中國communist party.

母親于56年出生，隨後不久就遇上了可笑的“大躍進”所引發的所謂的頗具 魅力的“三年自然災害”（59年~61年），由於物資匱乏，外婆將自己心愛的旗袍拿給裁縫做成了衣物返還給母親穿著。這對於她來說無疑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 情，我從小在外婆家中長大，外婆永遠是那般端莊，輕言細語與氣質非凡，每次出門總要在化妝鏡前穿戴打理，粉飾將近一個小時，以至於家人均會在出門前提前一 個小時通知她準備。無論在何時她的口袋裡總會裝有手絹，無論天有多么的熱，她總會將自己的外套扣得嚴嚴實實。對於整潔的要求幾乎到了潔癖的程度，至今記得 從幼稚園回到家中，倘若衣服弄髒了一點，便會被她嚴厲的訓斥一遍，我的童年也是在這訓斥中度過的。不過她的最大問題在於：虛榮心太強，且愛面子，因此除了 外公和其他幾個醫院的好友，外婆的朋友甚少。

隨後是更加糜爛的一頁：十年文化大革命。

混亂的時代

文革中的楊成勛夫婦與大姨（母親的姐姐），和前面的照片相比，精神面貌變化頗大，过去的风华岁月不在，這就是群眾運動的“偉大”成就。

走 資派，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麻五類等等都是外公曾經“光榮”擁有的“頭銜”，隨後被關進牛棚，接受一波又一波的批鬥，抄家，許許多多滿載美好回憶的照片 被家人親手燒掉（包括光緒年間外婆的父親（著頂戴花翎）母親姨太太們全家幾十號人在自家大宅前的照片）。

母親記憶中的文革是“黑暗的，難以回首且不堪入目的“（當我問起她對這段往事有什麽值得留戀的地方時，她如是回答道）。讓她至今不寒而慄的記憶包括那段抄家的經歷。當時外公正在手術台前做手術，而後四五個紅衛兵野蠻且不假思索的蠻狠闖入手術室，並肆無忌憚的叫囂道”陳樹德，你這個階級異己分子，不配做醫生！“說罷幾個人便蠻狠的將外公押向設於公共食堂內的主席臺。而此時母親與外婆正好也在此聽取全院職工大會，突然喇叭里響起了外公的名字，而後便目睹了外公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押解到主席臺上接受”批鬥“。而此時機敏的大姨（同一旁嚇得直發抖且柔弱的母親相比，作為姐姐的大姨似乎多了幾分堅毅與勇敢）立刻回想起留於家中的存摺，因此便直奔家裡去了，因為她知道而後接踵而至的便會是野蠻的抄家。大姨的原名叫’陳陳”，源於外公外婆的相同姓氏“陳氏“，然而由於此名字與國民黨前將領”陳誠“諧音，大姨爲了不被”牽連“，毅然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了”陳堅”意為“堅韌不屈”，且沿用至今，雖然家人仍舊稱呼她的原名。此外，在醫院的公告欄上和地上都可以看到”批鬥陳樹德“的大字報，大姨便會採取各種方法偷偷地抹去他們。

陪著外婆去給“大牢”內的外公送飯曾為了每天必行 的公事，母親記憶猶新。即便如此，也許是由於他老人家和藹與包容的性格，外公在後來的回憶中對此並無太多怨恨，只是說了一句“黨總有犯錯誤的時候，只有犯 錯誤才能夠糾正自己的路線，這是好的”。我不知道也不清楚那一代的老party member經歷了什麽，或者對這個虛無的信仰有何種堅定的信念，但是從外公那裡我看到的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飽含著報國情懷的這麼一個 活生生的人，爲了一個美好的信仰而付出一生的人。這的確讓我感動。外公在年輕的時候，也是一位意氣風發滿懷熱血的青年，也曾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 團，也曾參加過軍隊，後來棄戎從醫，按照他自己的論述，就是“國民黨已經不是孫先生創建的那個黨，而是嗜著人民血的暴力集團。”。因此而後加入GCD也是 爲了實現那美好的憧憬，就是一個完美的平等的社會，這點上外公受他的幾位地下黨的朋友影響頗大，他曾經多次掩護過地下黨在家中的會議，並將自己的幾套西服 正裝都借予了他們。正是由於這份對於理想的熱情，深深的影響了母親的政治信仰，以至於她隨後加入了這群理想主義者的陣營，並且至今堅定不移的認為這個幻想 可以實現，一些醜陋的現象僅僅是由於黨的成員素質曾差不齊的緣故，這也是我與母親從來口角和爭論的導火索，因為我更相信這世間的自然運行規律和中國的傳統 哲學觀，我從來不認為這個烏托邦式的幻想可以時間，而每次談到這個話題，她總是情緒激動，我對此只能默許，因為她總是能找到合理的理由去反駁我的觀點，誰 讓她是我親愛的母親呢？

陽光燦爛的日子

雖 然是麻五類的孩子，母親從小就沒有為自己的身世而悲觀，這也許與她無以倫比的開朗性格有關，不但如此，她更因自己的家庭而自豪。不過就像物與類聚描述的那 樣，即便在不同的社會階級和派別，母親總是能夠找到自己的圈子，高幹與知識份子子弟，因為在那個時代，高幹子弟往往掌握著巨大的特權可以出入於各級機構， 軍區大院，圖書館，接觸到吉普車，外國名著，西方古典音樂，芭蕾，還有”內部電影“，這些都是母親渴望的東西，從小構築她精神世界的基石。她至今保留了很 多當時朋友們偷偷從政府圖書館里帶出來的畫刊，這些都是當時的禁書，很厚，這是當時西德和東歐的彩色還有黑白畫刊雜誌的裝訂本。

而隨後的知青生活給她的人生刻下了重重的一筆，凡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那一代人似乎都被鍛煉了一顆堅強的心。我想如今的共和國成就大部份是那一批經歷了文革的知青一代所建立的，而他們才是這個國家如今輝煌成就的奠基人和頂樑柱。

風雨過後

76 年，十年動亂結束，外公被平反恢復了名譽，而後在1985年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獲得中國學術界最高獎項之一的“國家科學技術進 步獎”（第一屆）。老人對於中國麻醉學的貢獻被收錄入位於北京的中國麻醉學博物館，其中包括他曾經在抗美援朝后獲得的“抗美援朝紀念章”。回顧過去，在我 心中，外公是和藹的，可敬的，開朗的，快樂的，包容的。我心中對於一個知識份子最為崇高和完美的形象，這些老一代知識份子，他們經歷了中國現代史最為混亂 的時代，從出生時的軍閥混戰，到青年時代的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最終迎來改革開放三十年。他們年輕時為著一個目標而奮鬥，那 是那個時代幾乎所有敵後和淪陷區的中國精英分子們共同的目標：讀書報國。而後當民國政府的大陸統治崩潰以後，他們急迫的需要一種理論和一個理想或者說信仰 去支持他們的工作，於是很多人將目光轉向了這個新的主義：communism。這個主義所要最終實現的目標也正是他們自幼便追崇的東西：一個平等而繁榮的 中國。他們為此付出了後半生，這其中經歷了無數的磨難，歪曲，不信任，甚至唾駡，但是他們無怨無悔（也有很多人受不了這痛苦，失望與委屈最終自盡），因為 他們相信這些磨難和曲折都是這走向繁榮的過程所必須承擔的。

我敬佩這些老一代的知識份子。我看到的是一個滿懷了理想和信仰的人，爲了人類的解放而進 行的鬥爭。就在前年，當我翻閱外公的書櫃時，驚異的發現以前的那些堆積如山裝了整整一箱子的證書獎狀都不見了，還有外公那些厚重的麻醉學書籍，後來才知道 全部被外公當做廢紙賣掉了，唯一留下的是他當年在人民大會堂獲得的“國家科學進步獎”證書與勳章，還有一些在著名學術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我一時說不出話 來，這樣一位老人，每天過的如此簡樸，樸素，就連那把最愛的竹椅子也是修了又修，上面裹上了無數的補丁，最終在母親的執意之下才換了一張新的。他唯一的財 富不就是這些曾經的成就和獎勵么？想到這裡，我只想哭。

古稀之年

年 過九十，外公仍舊堅持每日7點的《新聞聯播》（這實際上成爲了全家每天經歷例行公事，每日的《參考消息》，還有《南方週末》），每個星期五家庭聚會時，飯 桌上談論的也是諸多政治話題，似乎他仍舊關心著國家的每一次決策。外公也時常和遠在美國，台灣的好友通信，不過隨著時間的消逝，他們一個個都相繼走了，因 此有時候信發出去了就回不來了。也不知道是習慣還是傳統，那一代人仍然鍾情于書信，似乎看到對方的手記后顯得格外親切。外公寫的一手好書法，不過現在年齡 大了，也就沒有做這個的精力了。可是時不時的還像孩子一般爭著要去那些學術會議，上次飛去北京，一路上舉辦方是專程派著幾個年輕人過來接他，從家到機場再 到舉辦地，麻醉學界給他取的外號是中國麻醉學界西南部的“祖師爺”。除了學術會議，也會時常參加大學里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答辯，發表一兩篇感想之類的。對於 老人來講，有人邀請證明他還有用，沒有浪費國家的糧食，還能夠做出一點點貢獻。我的第一塊印章也是外公送給我的。

兩位老人的婚姻是幸福的，真實印證了相濡以沫的長相守，經歷了戰爭與內亂，從民國時代到共和國時代，攜手走過了六十年風雨，這種感情已經超越了世俗的愛情，而昇華到了至親。

這是他們這代人的故事，也是那經典的民國時代所遺留下的記憶或者說遺風與絕筆，從此再無。

鑽石婚六十周年紀念

這就是那一代人，我親眼目睹的那一代人。從小生活在外公外婆家，是他們帶著我長大直至小學，他們是最疼我的人，也是我最愛的人，甚至超越了對於父母的愛，我愛他們。

如果說外公外婆的經歷頗為坎坷，那麼爺爺奶奶的經歷則可謂血雨腥風了。

父親出生於48年，“黑五類”，“歷史反革命”家庭。對於出生于這一代的人來說，他們有很多“頭銜”，“老三屆”，“失去的一代”等等，如果牽扯上了政治因素，情況就複雜的很了。

到此為止。

连接：http://www.heb.chinanews.com.cn/baoding/news/zljs/2008-08-02/n26758.shtml

今年的7月7日，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71周年。在这场伟大的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大批的保定军校生，他们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义不容辞，挺身而出，为
捍卫国家独立与民族的生存作出了巨大贡献，涌现出了许多抗日烈士和抗日名将。马凤岗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马凤岗，字超凡，号金榜。汉族，1898年10月16日生于河北省巨鹿县官厅镇常家营村。出身贫苦，父母辛苦劳作供其读书。受孙中山先生等先哲
“军事强国”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8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工兵科，与陈诚、马法五、罗卓英、宋肯堂等著名将军同期同学。

　　1920年7月将近毕业时，发生直皖战争，军校受到兵劫，故而停办一年半。1921年10月初经整修后，军校复课。1922年7月毕业后，马凤
岗先后在奉军、直军任职，历任连副、连长、营附、团副等职。1927年3月开始在晋绥十九军王靖国(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陆军中将)部服役于绥
远、察哈尔、太原等地。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军队开始国共合作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当时，山西有三支军队，八路军、晋绥军、中央军都互称友军。9月下旬，马凤
岗时任十九军七十师二一五旅四三O团团长，在杜文堃(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陆军少将)旅长的领导下镇守雁门关。由于他在保定军校学的工兵科，又
在军队中当过工兵营长，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明的、暗的枪眼互相照应，不留死角。官兵士气高昂，敌人虽然大炮猛轰，数次
发动进攻，阵地始终在我方。因9月29日日军突破茹越口，四三O团才被迫奉命撤出山头。30日晚退向阳明堡，接着又接王靖国、杜堃命令，同友邻部队一起，
以“依城野战”的方式固 守崞县阵地，为中央军、晋绥在忻口的集结创造条件。

　　10月5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山西崞县北城阵地发起进攻，二一五旅全体将士在武器劣于敌人的情况下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
展开激烈交战。“崞县城敌军2000余人六日上午曾携炮二十余门向我方三面围攻，藉炮火之掩护逐渐近迫我阵地附近，以图构筑工事，午后三时，敌炮猛烈轰击
我刘团阵地，我官兵奋勇抗敌，卒以敌炮火过烈，将该团阵地完全摧毁，全团官兵殉难……”(引自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九日(大公报)中央社太原七日电)。崞县阵
地争夺激烈，几次易手。

　　“崞县城郊之敌七日晚藉猛烈炮火之掩护，向崞县西北集中攻击，我军凭城守护，嗣因崞县城墙被毁一孔，该处守军庞营长青魁因畏缩后退，被王军长查
明枪决，当时士气大振，王(靖国)军长后指挥大部反攻，当将原阵地夺回……”(引自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九日(大公报)中央社太原八日电)，我军整团整营的部
队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了死命令。马凤岗率四三O余部组成“奋勇队”，向已被突破的崞县阵地发动猛攻，消灭日寇100余人，卒将
阵地拼死夺回。战况十分惨烈。当时全太原、全山西都在关注着崞县保卫战的战况，听说崞县阵地夺回都无比振奋。为此，阎锡山致电蒋介石，通令嘉奖杜垄、马凤
岗部。当时的媒体曾广为报道。“敌军自八日午以飞机二十五架，大炮数十尊向我县城猛攻，连续不断达六七小时之久，所有城上一切守备防御工事悉被炸毁，俱成
焦土，我守军百不存一，均作壮烈牺牲。

　　正苦战间，敌步兵奋勇攀登，我某军长当督率各部奋勇冲击，毙敌无算，我亦伤亡甚重，迄止九日晨—时，终以敌军继续增援，顽强进攻，我以城墙被
毁，无险可守，当将主力转进城东……”(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扫荡报》中央社太原九日电)。基本上完成了“坚守崞县，以时间换空间”的任务。之后，二
一五旅友奉命参加忻口战役，参加了太原保卫战的全过程。

　　太原失守后，十九军遭受重大损失，军长王靖国重新整编部署，七十师由杜堃任师长，二一五旅由功勋卓著、作战勇敢的赵锡章(字荣三，河北河间市
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毕业，陆军少将)接任。晋绥军退回晋西山区继续坚持对日抗战，与晋南国民党中央军的中条山游击根据地，晋东、晋东南八路军的
太行、太岳游击根据地三者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坚持山西的抗战，有力的牵制了日军的部队，支援了全国军民的抗战。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为扫除山西境内的我各个根据地，消灭我主力以利其渡过黄河进攻中原，首先向晋西中国军队发动猛烈的进攻。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步步推进。七十师在隰县、石口一带阻击日军。

　　2月20日起，日军开始向我阵地发起进攻，双方在川口镇展开了残酷的肉搏血战。川口镇南北山头上同时展开激烈的争夺战，随后部队撤至孔家庄、东沟里至任家岭一线的阵地，继续顽强阻击敌人。

　　21日，日军主力乘我阵地未固，于拂晓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我军拼死抵抗，激烈的战斗打了半天，我军阵地全被炸毁，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增援部队未
能及时赶到。使敌人将七十师师部及二一旅旅部团团包围。赵锡章旅长带领预备队及旅部人员向敌人猛冲，想消灭敌人突出重围，臂膀中弹仍坚持指挥战斗；后头部
又受伤。在这关键时刻，马凤岗率部硬冲硬打，才将被日军包围的师、旅司令部人员救出。抢出的赵锡章旅长因失血过多阵亡。川口镇陷入口军手中。同年3月28
日，赵锡章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1938年4月1日，马凤岗晋升为二一五旅少将旅长。国民政府授予其“华胄荣誉奖章”。1938年6月，杜肇晋升为十九军中将副军长。7月29
日，马凤岗接杜堃晋升为七十师中将师长。坚持在石楼、中阳县及离石县柳林镇一带的抗战。1941年1月，马凤岗请战回到第十三集团军，于2月7日视察敌情
到前沿遭日军阻击右臂负伤折断。1941年2月25日任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高参。1942年6月30日到后方陕西汉中褒城陆军医院治伤，后在陕西城固县家
中休养，从此脱离军职。1945年7月1日至1948年6月被收容于陆军伤兵第八教养院。1949年夏季赴成都劝请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同学，时任川陕甘边
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裴昌会(起义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起义。后以学员名义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川西军区起义部队高级研究班、西南军政大学教导总队直属大队、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二部学习改造，是陕西省民革重点联系的社会人士。1983年元
月，马凤岗将军在西安病逝，享年86岁。(马永祥)

我的童年在外公外婆家（四川省人民医院幼儿园）度过的，故受他们的影响颇大，包括对医药的兴趣等等，与他们的感情也是最深的，甚至甚过父母。外婆是一位非 常严厉的人，尤其在对待后辈时她更是毫不手软。小时候被外婆教训或者鞭斥是常有的事，现在想起来，一些好的生活和礼仪习惯或许也正是在外婆严厉苛刻的管教 下养成的吧。她尤其注意自己的端庄外表与衣着的搭配，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外婆在省医院素有“最具风度和气质的女性”。不过对于别人的种种赞美，也许是大 家闺秀出生的原故，她向来表现的不屑。外婆一直很高傲，等级观念浓厚，以至于对于从事家政服务的保姆过于挑剔（在外婆眼里，保姆似乎与儿时所谓的“丫鬟” 划上了等号）。因此她极度好强，对于周遭的事物要求相当苛刻，很少有人能够满足她的标准（除了我的母亲大人）。当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她过分讲究和 注重自我形象的习性。外婆同样非常的注重保洁(随身时刻带着手绢，不时的擦擦），家中总是一尘不染，甚至过分的干净（连扫帚也要整理的一尘不染=_=）。 虽然有“洁癖”的嫌疑（估计与护士的本职有关），但是这在后来同样影响了的我，以致于本人也相当的讲究干净的环境和自身的保洁工作。回想我的童年时候，外 婆经常带着我到处游玩，比如到草丛中捉蟋蟀等等。

相比外婆格外的严厉而截然相反是外公和蔼可亲的呵护，从小就护着我，现在还仍然记得小时候每次挨外婆打，就总是往外公那里钻。我的童年就是在这般外婆的严加管教和外公的温情袒护中度过的，至今难以忘怀。

外公虽然是中国麻醉学界的权威及老一辈专家，但是在生活中，他显得相当的谦虚和内敛。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虽然成就 斐然，但是他根本没有在乎过何种头衔和荣誉，一直都在默默无闻的工作着，这一点一开始让人很不理解，尤其是家人。外公经常做出一些让我们为之惊异的事情， 例如将装满了荣誉证书和奖状的箱子当作废纸卖掉（这件事让我足足叹息了很久）。因此，现今我们不得不提早的替外公保管那些“幸存”下来的荣誉证书和奖章， 以免外公什么时候“兴致之余”又拿去扔掉了。其实在他看来，这些荣誉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在学术上的努力帮助那些遭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早日康复，这样 的成就远远高过那些荣誉证书。有些学生到家里拜访老人，往往赞叹和惊异于他简朴和务实的作风。另外，外公的许多书籍都送给了好友，同事或者学生，因此至今 在家里的书柜中只有那么孤零零的基本厚重的麻醉学书籍寂寞的躺在那里。朋友来到家中一看书柜里如此空旷，尤其困惑不解的问道“哎呀!您一位大教授，家里应 该有一个大大的书柜堆满了书，怎么现在就这点书啊？！”

但是从外公外婆身上，更多的显现出的是作为一名医生和医护人员神圣的责任与义务。外公曾因在手术室呆的太久以致过于劳累（经常为了一个手术持续几十个小时 呆在手术室未进食），因此患上“胃穿孔”，不得不做“胃大部切除”手术切除了大部分胃。其实外公一开始是做外科的，后来医院需要做麻醉方面的研究，不过因 麻醉学是属于所谓的“幕后英雄”而常常不为人知，病人手术后也多感谢主刀医生而非麻醉医师。但事实上麻醉在手术中可谓为最核心的环节，麻醉对于手术的正常 实施和完成具有根基作用，倘若麻醉剂量不足会造成手术无法开展，相对的如果剂量过高，则会危机病人的生命。然而当时麻醉学是一门稀有人问津的冷门，但是外 公禀着作为共产党员的那份一往直前的热情，投入到麻醉学的研究和应用，“别人不干的事情，我来干，总能干出个名堂”。最终在麻醉学领域成为一代宗师。可叹 的是，对比现今社会诸多丧失医德被称为“白狼”的医生，具有像外公这样的老一辈医学家高尚气质的人几乎寥寥无几了。可悲矣，可叹矣！故外公个人的共产党 “党性”对我的母亲影响是颇为深刻的，致使她后来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真的希望现今的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能够延续和传承那些老一辈党员所 具有的高尚气质和大无畏的情操！

由于家庭政治背景的原因，在外公外婆家时常会大肆讨论国家政治之类的话题。记得每个星期6晚上的家庭聚会，不管是姨父还是外公等等，讨论的话题绝对少不了对于国家政治政策的看法，故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自然在价值观，世界观以至于感兴趣的话题就从来与“国家”这个词紧密而不可分了，以至于现今常常发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

外公外婆60周年钻石婚纪念

外公外婆60周年钻石婚纪念

外公外婆60周年钻石婚纪念

外公外婆60周年钻石婚纪念

外公外婆60周年钻石婚纪念

外婆与外公现在仍然住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身体不错，最喜欢吃火锅。整個省醫院都稱呼他们为元老，因为当初建立这所医院时候的人如今尚在世的已经几乎所剩无几。

我最爱的外公外婆，从小我就以爷爷婆婆直呼，也许我这随外公姓氏的名字注定了我的命运将永远与他们牢牢的拴在一起吧，这同样也是我的压力来源，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无论如何，也不行。

未完

第四节－外公的姐姐

外公的姐姐张陈氏育有一女张瑛（已故），她毕业于重庆宽仁医院三年制护士班，而后考入华西医科大学（今四川大学华 西医学院）三年制医学大专，并在重庆江津市人民医院任儿科医生，在此地结识并与时任陆军少校的来自浙江的黄侃如（转业后任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结 婚，后育有三子一女，除一子黄鲁刚在成都居住外其他家人均在重庆定居。

黄鲁刚（我称“小刚哥”）1984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学院）外科医学专业，留校任教，任住院医师；1991年在华西医大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医学硕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讲师主治医师；1998年评聘为华西医科大学外科学副教授，现教授；2002年聘为四川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2001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医学院进修学习，现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华西医院外科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小儿泌尿外科专委会委员，四川省医学分会，小儿外科专委会委员。中华小儿外科杂志预审委员、中国临床康复杂志特邀编委。近年来承担多项省部级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得二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我自小便做过多次小手术，几乎均是出自小刚哥之手，也可以说是他的“杰作”了（笑）。小刚哥的夫人是嫂子林苹博士，她是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肿瘤中心肿瘤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曾经在日本，比利时等国进修，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们育有一女“亮亮”。从小自记忆起，每周在外公家的晚餐家庭聚会总有小刚哥发言，他是我所有哥哥中最博学的一位，对实事政治历史很有独到的见解，很难看出是一位外科医生，咋一看还以为他是文科出生的。不过小刚哥的外貌的确颇似年轻时候的外公，儒雅而风度翩翩（在墨尔本相遇时，他一身黑色风衣很远处便使我注意到）。虽然和我同辈，然而小刚哥算是我的所有哥哥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几乎接近20岁的年龄差距，也许正因为此他才难以启齿直呼我母亲为“阿姨”，至今仍旧直呼其名（笑）。

他曾经于2007年 7月赴墨尔本大学研究生院 (Graduate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进修，期间访问了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当时正值我放寒假，因此陪同他在墨尔本游玩了几天，住在墨尔本大学的大学广场 (University Square)旁边的研究生宿舍（Graduate House）,去了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 大家摆谈了很多政治历史话题到深夜，小刚哥亦是非常的高兴。

第五节－外公的二哥

外公的二哥陈以德（已故）即我的二姥爷是家里的次子，先后担任民国政府农村垦务局第一科科长，北平市政府总务处第二科科长，北京市政府财政局第一科科长等，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書室秘书，即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沈钧儒先生的私人秘书。他曾就读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第三期。

二姥爷相继有过三任妻子，其中与第三任妻子郑秀琳育有长女陈正平（大姨），次女小安和一子郑元（舅舅），不过后来两人亦离异。大姨与我的母亲如同親姐妹，两人可谓知己。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她们拥有太多相似之处。大姨是一位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女性，文笔同样极为深厚，饱览东西方文学著作（相比较而言，母亲仅仅在西方文学休养上能够与之相比）。因此自小，她对母亲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被母亲称为“我的文学启蒙者”。可惜由于文革所致，大姨在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并没有受到正规专业的大学深造，因此几乎荒废了自己的文学修养。由于二姥爷的政治牵连，文革十年她与二姥爷被遣返回原籍山东乐陵老家不得返回北京一步，在那里受尽了精神与身体上的折磨，文革结束后随着二姥爷的平反才回到北京定居。现在虽已退休，但是在研究了20多年的《周易》上颇有造化，一心专研于占卜等易经理论。大姨对于书籍是迷恋的，家里堆满了各种著作，由于过度用眼以至于左眼几乎失明。大姨的夫婿为姨父张连祥，姨父是中国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师从孙盛文、宋富亭二位名师。先后曾在五十余出剧目中扮演重要角色，如《铡美案》中的包拯，《群借华》中的曹操，《红灯记》中的鸠山，《智取威虎山》的座山雕等。他功底深厚，嗓音洪亮，做派大气，善于刻画人物。曾随剧院先后出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他在京剧《图兰朵》中饰演燕蓟王。

他们育有一子乐毅（乐毅哥），毕业于北师大附中与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大学四年在成都的“五老爷”即我的外公家寄居。大学毕业后经过多次跳槽，现任总部于华尔街的Asia Pacific Capital北京部总经理。记得乐毅哥在成都学习期间，经常带着在读小学的我到处游玩，例如当年第一次进电脑城（成都东华电脑城）就是他带我去的。95 年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乐毅哥骑着单车搭我去游览中国自然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观看天安门升旗。在回程途中脚踝卷入单车车轮，幸亏路人借来钢钳剪断车轱辘的钢丝才得以拔出。此等情景现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忧新。因此与乐毅哥在成都的那四年是相当快乐的！乐毅哥后来邂逅了漂亮嫂子丁卿（祖籍上海，曾留学日本，现在日本TOTO任职），他们于2005年有了一女丁贝乐（小名“莹莹”即我的侄女），2008年去北京，我与可爱的莹莹亦是玩的相当的尽兴。现今，小两口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男），为了纪念他最爱的外公（我的二老爷），给他取名为陈以德（二老爷的名字）以表孝心（这让我非常感动，倘若未来我有了孩子，也会如此效仿，给他取上我最爱的外公的名字-陈树德，一定）。

08年，从左至右：嫂子丁卿，乐毅哥（背着侄女“莹莹”），母亲于北京后海（什刹海）。

母亲与她最亲的堂姐（我的大姨）于北京舅舅舅妈家前

舅舅郑元同样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并是姨父的同学，他经历了三次婚姻，最终与舅妈陈巧丽结婚。舅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其父亦为北航教授，不过其早年携儿女赴香港创业后定居于香港，因此舅妈在法律上亦是香港人。他们现今居于北京香山别墅。

未完

姨父先后在成都市水利局与成都市委工作，以副局级退休。她（他）们育有一子杨晓（杨晓哥），杨晓哥曾参军，转业后在成都市防疫站工作，后与嫂子“梅梅”结婚。现今均居住与成都。而姨父兄弟姐妹，杨华，杨陵叔叔几家都在重庆定居，因此他也经常回重庆，而杨华，杨陵叔叔同样时常来成都。

第一节－我的外婆

附属《回憶：相濡以沫，我所目睹的愛情長相守》： http://blog.renren.com/blog/242459224/491232301?frommyblog

所有亲人中，我的性格应该与外婆最为贴近，不过可能由于从小与她生活在一起的缘故，许多好的生活习惯都遗传至外婆那里。我的外婆陈庆民于1926年出生在一个川东地方官僚地主家庭。在外婆记忆中，家里的宅院非常大，宅院里满是粗壮的大树，大宅中分了“上房子”“前房”与“后房”等等各式房间，还有专供各位姨太太住的厢房等等，总之相当的复杂和巨大，她出门时要跨过很多道门坎（类似电视剧《大宅门》里的结构）。不过因为“文革”与后来的拆迁，建筑本身早已不复存在。家里有不少的“丫环”，每年定期周遭的农民都会前来上缴地税和粮食。外婆的床是那种很大的雕花大木床，四角均有梁柱支承硕大的雕花顶棚，此外床首尾各有楼梯上下，其上的雕刻亦是相当复杂精美。家里每次用餐均要摆上好几大桌子菜，并且各人所坐的位置均有讲究。其中外婆仍然清晰的记得当初为她和妹妹陪嫁的嫁妆，那是几大箱子的绸锻和金银首饰以及瓷器等等。每当谈起自己曾经的家，外婆总是深深的沉醉在赞叹与怀念的思绪中。家族的族谱在外婆的哥哥陈庆受（已故）那里，不过很可惜，家里的很多东西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失，其中包括那些珍贵的相片，时至今日外婆仍然清楚的记得全家人的那张合影照片，当时她的父亲穿着清廷的朝服，头上是顶戴花翎，周围有几十号人，遗憾的是由于在文革中被多次抄家，家人为避免受到历史牵连亦是焚毁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文献，其中即有此张照片。外婆年仅三十多岁的母亲在死产下一男婴后不久便早早的去世了。父亲后来吸食大烟，甚至变卖家当用以购买鸦片。在近四十岁时英年早逝后，几个太太和儿女便开始着手瓜分家产，以致于后来家族四分五裂从而衰落下去。
外婆的父亲陈锡候是晚清秀才，是一地方官职，他一共有四房姨太，外婆是二姨太的女儿。1935年7月至1941年6月她就讀于达县师范附属小学，1941年7月至1944年 6月就讀于省立达县中学。由于她的思想相对于当时比较叛逆和开化，所以不久就和封建保守的家庭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决裂。因为家族内部的“指腹为婚”，外婆于是便随姑姑陈芝仙（我的姑祖母）以及她收养的两个孩子一起离家出走（想不到这一走就没有再回去过，一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才和自己的亲妹妹陈庆华相聚）。陈芝仙毕业于燕京大学并且是虔诚的基督徒，终生未嫁，因此外婆等都亲切的称她为“爸爸”。而陈芝仙与许多西方人（外婆称之为“洋人”）关系甚密，外婆于是在四川阆中入读了素有英国“剑桥七雄”之称的盖士利先生（字伟良，华西教区会督）于1928年开办的德启高级护士学校（1944年7月至 1946年12月），并在那里结识了好友罗应源。

1950年4月1日 (愚人节=_=)，外婆与外公在重庆结婚。1950年5月至1952年12月返回川东医院（原宽仁医院）工作，1951年便有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姨－陈陈（后改名为陈坚）。而后，长春空军医院曾经写信聘用外公与外婆赴长春工作，由于川东医院极力挽留，并未行成。1952年12月至1954年5月担任川东医院护士长。1954年5月外公外婆帶著大姨举家从重庆般到了成都作为改建原中央大學醫學院附屬公立醫院（今四川省人民医院）的最早几批医护人员。

由于当初重庆为民国 陪都，因此在各个方面从文化生活到服装时尚均为引领全国潮流，因此相比相对闭塞许多的成都府要摩登时髦许多。外婆仍旧记得刚刚从重庆搬到成都时候的情景： “当时我穿了一生黑色貂皮大衣，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其实这大衣在重庆可谓非常普通，但是在成都，一路上都是路人惊异与赞叹的表情，且一边小声评论着，感觉 好想是从城里来了乡下。”
外婆在调往四川省人民医院后任医院护士长，并在1978年成为四川省的第一所护校－四川省人民医院护理学校的教师，她于55岁退休。外婆的同事（民革成员）曾经推荐她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过被她拒绝，按她的话讲就是“不想参于政治”。1986年5月12日，外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从事护理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及奖章。
外婆唯一的妹妹陈庆华于2008年过世，陈庆华的孙女-高扬（即我的表姐，扬扬姐姐）于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食品科学本科毕业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农业生物工程（高扬姐姐的未婚夫本科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后也在哈佛大学硕博连读分子生物学）。因为我本科主修为生物化学和生物分子学，我们也都对化学感兴趣，因此大家在学术方面颇有共通之处，此外高扬姐姐是一位标准的重庆女孩，170的个头，不俗的气质以及开朗活泼的性格，我们平时在MSN上闲聊的内容不少。她同样对我未来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鼓励而成为丰碑式的楷模（同即将赴美就读MBA的秋风姐姐一起给予了我在事业上巨大的信心和勇气）。

扬扬姐本科毕业时（普渡大学食品科学系）

扬扬姐本科毕业时

扬扬姐本科毕业时

扬扬姐同未婚夫

第二节－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陈树德1920年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市，是家里的第五子。他的父亲叫陈靖夷又名登辅，镇华，母亲是陈刘氏（因脑溢血病故于1952年）。长子陈景德（已故），次子陈以德（已故），三子陈崇德（已故），四子陈怀德（已故），另有一女张陈氏（已故）。

外公于1927年－1933年6月在家乡的小学毕业，1933年9月来到青岛的二哥陈以德家居住，1934年2月至1934年6月经二哥推荐在青岛新华印刷厂学校学习。 1934年9月至1935年6月于私立青岛崇德中学（今青岛第十一中学）就读，1935年9月至1937年6月于青岛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就读。 1937年6月至1938年春，初中毕业后因患腹泻，在二哥家养病，青岛伦陷前夕随二嫂王敏玉及其家人逃难。1938年春回老家闲住。外公当时对日本侵华和家乡沦陷十分愤慨，于是1938年9月至1939年5月，去县城小教训练班后一周时间即自动离开随二哥去了惠民，报考山东省军事干部学校，在报考的三百多人中取得第一名成绩被录取，在利律马营镇入伍。而后去了鲁南蒙阴鲁村学习，1939年春学习期间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1939年5月以优异成绩毕业。 1939年5月至1940年4月，被派往鲁北无棣抗兵，在关棣吴景之家住了月多，一面与上级联系不上，一面因该地区为八路军活动区域，遂各自回家。他回到老家已是大秋后，于40年4月返回鲁南二哥处。经二哥介绍到山东省教导团，后调为排长。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为山东省政府教导团排长（1942 年春改编为军政部监庆第四总队）。随后，他加入了护送新当选的山东省主席孙鸿烈（后国家农垦局局长）赴重庆国民政府述职的队伍，因此来到重庆，随后去了四川万县。这突如其来的任务使得他有机会来到了南方，并永久性的在此定居，为后来的所有事件埋下了伏笔。1942年9月至1943年5月为连指导员。1942年夏初在四川万县由王英民（团附）介绍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

期间，外公对于国民党军队内部底贪污腐败现象非常恼怒，因此决定退出军职。在加上从前目睹过曾任海军军医班大夫的二哥在诊所中身着白大褂为人治病的一幕，遂萌发弃武从医的愿望。而这一时萌发的愿望竟然决定了他整个余生的职业生涯。因此，1943年6月至1946年6月考入当时著名的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后山东省立医学院，解放后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成为山东医科大学, 即今山东大学医学院）。当时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总平均成绩仅次于北京协合医学院，名列全国第二并且仅招收历届高中毕业生，但是由于他初中基础很好，入学考试成绩优异，另外加上二哥在重庆的熟人向校长尹莘农介绍，而后即破格录取。而此前因为山东伦陷，学校搬迁至四川省万县，他亦是在此入学。当时中国的医学院分为两派，即德日系和英美系，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属于德日系，因此外公开始大量学习德文和拉丁文，至今仍然记得一些德文语法。很可惜由于后来英美系占据了主流，因此德语基础没有派上用场。

1946年7月至 1947年3月毕业后，在重庆市市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至1949年6月在重庆宽仁医院（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工作，在此邂逅时为妇产科护士的外婆。在此期间他曾经在家中掩护同学兼好友地下党人李辰舟从事地下工作，并将自己的西装借于其穿戴且掩护其撤退。1949年7月代同学王宝泉在重庆市观音岩义林医院（今重庆市中山医院）工作一个月。1949年8月至9月在重庆六厂联合医院工作两个月。1949年10月至1954年5月返回宽仁医院内科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后该院改名为川东医院。

外公虽然在民国时候是国民党员，但是渐渐的对本党失去信任，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他却颇具吸引力（他和我母亲甚至包括我都有严重的理想主义倾向），于是乎，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外公最终决定退出国民党而去转投共产党，但是由于前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使得他有必要做出行动以表示对这个新党的忠诚。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正好提供给他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外公成为了志愿军的一员，1952年12月至1954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卫生工作委员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十二队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地手术队，服务于302部102连队。由于是在前线，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即发生在这个阶段，所以至今对当时战况的惨烈记亿犹新。如一次，炸弹应是在他做手术的帐篷外爆炸等等。1953年7月27日，停火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结束。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慰问朝鲜前线英勇的志愿军将士,特制作抗美援朝纪念章,颁赠所有参战人员。该纪念章铜质镀金,通径4.3厘米,五角星军功章造型,正中镌毛泽东头像,四周麦穗环绕,下方刻“抗美援朝纪念”文字,背面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1951”年铭文。设计考究、制作精美,是全国政协颁赠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纪念章。外公即获得一丈。

如同之前提到的，1954年5月外公外婆帶著大姨举家从重庆般到了成都，作为改建原中央大學醫學院附屬公立醫院（今四川省人民医院）的最早几批医护人员，同年6月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成都安上了家。1954年8月至1955年3月，外公任队长带领六队人员组成的“西南大队” 赴湖北黄冈专区防洪振灾。1956年10月至1957年8月赴京参加由北京协和医院及解放军后勤卫生部委托黑山沪胸科医院承办的麻醉专业培训班第一期，毕业。

1956年，外公外婆有了第二个女儿，也就是我母亲（陈锦）。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物质极度溃乏，外婆甚至将自己心爱的旗袍用作女儿衣裳的布料。

五十年代末，左起：外公，母亲，大姨，外婆

1966年，中国历史注定在这一年翻开了最糜烂最黑暗的一页。“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我毁灭的，灾难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黑白颠倒的十年中，无数的知识分子，民族企业家，受到严重的冲击，很多人自杀或者被枪毙割喉，虐待致死，批斗，我的母亲一家也不例外。由于外公的高级知识分子背景，被批判成 “阶级异己分子” “臭老九”“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被迫下跪“认罪”，被关进牛棚。家里被“红卫兵”翻了个底朝天，很多珍贵的相片和书籍都被抄家时抄走，后来也未悉数归还，而今想起来甚是令人痛惜。而医院里也是到处可以看到“批斗”外公等其他知识分子的大字报。幸运的是，由于外公开朗乐观的性格，并非那些自尊心极强的人一时想不通而去自尽的。他相信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一定会过去的，最终才使得他走过了这段黑暗的时期。外公的二哥陈以德在北京定居，因曾任职于国民政府机构，全家被“遣反原籍”回到山东老家，他的女儿陈正平（我的大姨）亦是多次赴京上访，文革结束后被平反回到北京定居。

未完